《超限战》　

　　作者简介：

　　乔良1955年生于山西忻县一个军人家庭，祖籍河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大校，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末日之门》、《灵旗》、《大冰河》等。除文学创作外，长期潜心于军事理论研究，与人合著，合编有《军官素质论》、《世界军事列强博览》、《全球军力排行榜》等书。王湘穗1954年生于广州一个军人家庭，1970年底参军。先后担任过指导员、大队政委、副队长、团政委、师副政委等职。现在广州军区政治部工作，空军大校。曾与人合著、合编有《军官素质论》、《世界军事列强博览》、《世界历次大战录》等书。内容综述起因前一阵子《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刊出了记者沙林的一篇题为“两个大校与《超限战》”的专稿，恰巧这两位《超限战》著者均与我相识，于是有幸很快便得到了这本刚出版的军事理论著作，细读后发现报上的介绍与原著颇有些出入，而近来网上的一些论坛中所讨论的“超限战”大多是基于这篇报道，故在web上提供此书的一些摘录，供大家参考、讨论。

　　观点摘录：
 
　　真面目《超限战》并非是针对哪个具体国家（如美国），而是纯粹的军事思想著作，更不是主张恐怖战的理论，是一种行涵盖面很广的极有价值的现代条件下界定及进行战争的最新理论，书中对于战争理念的全面阐释发聋振聩，令人为之拍案之余，每每陷入深思。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基点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日渐变得模糊。……”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济，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但是，战神的脉搏是难以把握的。要想谈论战争，特别是谈论发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晨的战争，你别无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细号切战神在今天的脉相。美国军界的短视“指出美国陆军的短视，并不等于说‘全维作战’理论已无可指摘。刚好相反，这一理论从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存有显而易见的缺陷。……”指出美国陆军的短视，并不等于说“全维作战”理论已无可指摘。刚好相反，这一理论从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存有显而易见的缺陷。

　　诚然，“全维作战”已比此前任何军事理论对作战领域与方式的认识都宽泛了许多，但就其本质来看，依旧没有脱逸出“军事”的范畴，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非军事战争行动”这一比军事性战争行动含义更广泛、起码可以与其并驾齐驱的作战领域和方式，就被排除在了美国军人的视野之外──可恰恰这一大片领域才是未来军人们和政治家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维”。更何况“全维”一词在美国陆军那里，还没理清究竟是指几何学上的空间维度，或是与战争相关的各种要素，亦或是二者兼指。就是说，它还处在语焉不详、混沌不清的状态。而如果理不清全维是指什么，各维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当然便无法充分展开这一原本极富潜力的概念。

　　事实上，没有人能在360度立体空间加时间再加其它非物理要素的全维度上展开一场战争，任何具体的战争总会有所侧重，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展开，又总是在有限的维度中结束。唯一不同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军事行动将不再是战争的全部，而只是全维中的一维，甚至加上弗兰克斯将军提出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也还算不上是全维。只有再加上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非军事战争行动”，才可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全维作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所有美军军事理论研究中，都不曾出现过。尽管“非战争军事行动”、“全维作战”这些充满创见的概念，已经相当逼近从军事技术革命开始的军事思想革命，可以说，它已经来到了崎岖山路的最后一块悬岩之下，距离大彻大悟的峰巅还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里，美国人停了下来，一向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两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美国兔子，开始在这里发出沉重的喘息。

　　无论海湾战后沙利文或弗兰克斯们在多少篇军事论文中发出“兔子跑吧”的呼唤，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乌龟都甩在它的后面。现在，或许该是伦奈·亨利中校这些对别国的军事革命能力提出质疑的美国人扪心自问的时候了：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军事革命与大安全观“‘军事革命’的说法，对于今日各国军事界，就象乔丹之于NBA一样时髦。……”“作为解决生存和利益冲突的极端方式，战争一直是头从未被人类真正驯化过的野兽。……”“军事革命”的说法，对于今日各国军事界，就像乔丹之于NBA球迷一样时髦。除了每一项新鲜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与美国人善于制造时髦有关。一向喜欢在各种问题上执世界牛耳的美国人，非常擅长对每一项有前景的事物进行美式包装，然后再向全世界倾销。尽管不少国家对美国文化的入侵忧心忡忡并加以抵制，但对他们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见解却大都依葫芦画瓢，全套照搬。其结果不难料定，自然是美国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喷嚏。

　　因看重隐形技术而被誉为“隐身之父”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回答中国访问学者有关“美国军事革命重要成果和理论突破是什么”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是隐身技术和信息技术”。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国军界的主流看法──军事革命就是军事技术革命。在佩里们看来，只要从技术上解决了让士兵们在山前就知道“山后面有什么”的难题，便等于完成了这一轮军事革命。从技术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其长处和短处都像美国人的性格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把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观念，通过海湾战争的形象演示，对全世界的军队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人发现由美国人开始的误解正在引起整个世界对一场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误解。

　　“高技术建军”的口号像太平洋飓风一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登陆，就连大洋西岸的中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溅起了回声。不可否认，军事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基石，但它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军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这一狂飙突进历程的第一步。军事革命的最高体现和最终完成只能归结于军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仅止停留在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变革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上。军事思想革命，说到底是作战样式和方法的革命。军事技术革命也好，编制体制改革也罢，其最后的结果都将落脚于作战样式和方法的改变。只有这一改变的完成，才意味着军事革命的成熟。如果把军事技术革命称作军事革命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次革命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军事技术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为新阶段的开始做了充分的铺垫，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一阶段进行思想作业的人出了难题：军事技术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范围选择手段的同时，必将使你在同样范围内受到这些手段的威胁（因为垄断一种技术在今天远比发明一种技术要困难得多）。这些威胁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由于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无边无际，真正让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胁的存在以外，却很难一下子弄清楚──威胁来自何方？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的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或“类战争”，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索罗斯、本·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彰晃、凯文·米特尼克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或“金新月”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飞机、大炮、毒气、炸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份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简直就等于是强迫它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稍微撕开一点视野，我们便会看到，基于地缘概念的国家安全观已经明显过时。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已远不止是敌对势力对本国自然空间的武力侵犯。在数月之内货币贬值百分之几十、经济濒临破产的泰国和印尼，与被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双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国家安全指数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没有多少差别。就连冷战后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意识到了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敌人最多、所受威胁也最多的国家，在连续几个财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中，除了把“敌视美国利益的地区强国”列在十种主要威胁的首位外，还将“恐怖主义；危及盟国政府稳定的颠覆活动和无政府状态；对美国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威胁；非法毒品贸易；国际犯罪”，都指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因此扩大了对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间的搜索范围。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这种“泛疆域观”，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观”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这是一种把传统的领土疆域概念提升为国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观”。这种大安全观由于其载荷的增大，带来了目标的复杂化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

　　因此，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即通常所说的大战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军事战略甚至政治战略之上的调整，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指数的所有方面进行通盘考量，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图。任何人站在这幅态势图前，都会顿生望洋兴叹之慨：如此众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领域，如此复杂以至自相冲突的利益，如此错综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标，怎么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实现？比如说，用克劳塞维茨称之为“流血的政治”的军事手段，如何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样的方式，如何对付在互联网上神出鬼没的黑客？结论不言自明，作为对大安全观层面上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仅有剑是不够的。独木难支。一个现代国家大厦的安全拱顶，已远不是军队这一根支柱可以独力支撑的。它的屹立不倒，关键在于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这种合力，还需要有把这种合力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应是一种把军事和非军事两大领域间所有维度、所有手段组合起来进行战争的“大战法”。与以往战争造就战法的程式相反，这种大战法一经诞生，势必将造就出一种既包容又超越所有影响国家安全之维的全新战争型态。而它的原理拆开来看并不复杂，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组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论二或是三还是万物，都是组合的结果。组合才有丰富，组合才有千变万化，组合才有多样性。组合使现代战争的手段增至近乎无限，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人们赋予现代战争的定义：用现代武器和作战方式进行的战争。这就是说，手段的增多在使武器的作用缩小的同时，也使现代战争的概念获得了放大。在一场从手段选择到战场范围都极大延展了的战争面前，那种仅凭军事手段就想迎取胜利旭日的愿望，恐怕大半会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痴迷下落空。眼下，所有怀有胜利野心的军人和政治家们，要做的就是扩张视野，审时度势，凭借大战法之杖，拨开传统战争观的迷雾──去山那边迎接日出。规则的破坏和失效的疆域“知晓了胜率并不等于就能锁定胜利，这就象知道了长跑的技巧，并不等于能当上马拉松冠军一样。……”

　　作为解决生存和利益冲突的极端方式，战争一直是头从未被人类真正驯化过的猛兽。它一方面是社会生态链的清道夫，一方面又对人类的生存直接构成威胁。如何既驱使之，又不被其所伤？几千年间，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在战火频仍的间隙，始终在干着一件事：就是努力把猛兽关进笼子。为此，人们制定出了无数的条约和规则。从著名的日内瓦公约到联合国至今还在不断作出的各种有关战争的决议，在既疯狂又血腥的战争之路上树起了一道又一道栅栏，想用国际法则把战争对人类的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从具体的不得使用生化武器、不得滥杀平民、不得虐待俘虏、限制使用地雷等等，到广泛的反对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所有这些规则，已日渐为各国普遍接受。其中最可称道的是，核不扩散、核禁试、双边或多边削减核武器等一系列条约，使人类至今避免了走进核冬天。冷战结束，全世界额手相庆，以为从此走出了“恐怖的和平”。施瓦茨科普夫用“风暴”拳把萨达姆击倒在海湾拳台上之后，布什总统更是踌躇满志：“世界新秩序已经经受了第一次考验”，他像当年从慕尼黑归来的张伯伦那样，宣布人类将“相聚在一个具有和平希望的世界”。结果如何？跟张伯伦一样，他也把大话说早了。

　　无论是冷战还是海湾战争的结束，都没能给世界带来政治家们许愿、全人类预期的国际新秩序。两极世界的崩塌，使局部战争的猛兽一头接一头地从笼中咆哮而出，把卢旺达、索马里、波黑、车臣、刚果、科索沃这些国家和地区，一个接一个地浸泡在血泊中。到这时，人们才又一次发现，几千年、上百年的和平努力是何等不堪一击！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每个国家对建立国际规则都抱着实用的态度有关。各国对规则的认可与否，往往是看它是否对自己有利。小国希望通过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大国则意图以规则去控制别的国家。当规则与本国利益不一致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会不惜以犯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说来，小国犯规尚可被大国以执法者的名义出面纠正，而大国犯规，如美国在巴拿马超国家执法，把一国首脑抓到他们国家去受审；再如印度对核禁试条约的无视，甚至它吞并喜马拉雅山国锡金这种与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同样的行动，却使国际社会一次次徒呼奈何，无计可施。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克星和天敌，正象中国的一句俗语所云：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国际社会在那些既参加制定并利用规则，又在规则于己不利时无视甚至破坏规则的大国面前软弱无力，与某些不承认任何规则、专门以一切现存国家秩序为其破坏目标的非国家力量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某些大国的天敌，他们在威胁人类生存的同时又对社会生态平衡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非国家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破坏力，既破坏了国际正常秩序，又牵制了某些大国对国际社会的破坏。如无名黑客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对其国防部网址的警告性侵入和穆斯林富翁拉丹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不满而向其发起的一次次恐怖行动。

　　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些行动的作用是积极抑或消极还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行动都带有无视规则、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特征。规则遭到破坏的直接结果，是国际社会认定的那些以有形或无形边界划定的疆域失去了效力。因为所有用非军事战争行动对国际社会宣战的非国家力量的主体，都是以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国家疆界，无形的网际空间，国际法、国家法，行为准则、道德伦理，统统对他们不构成约束力。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不为任何规则所限，在目标的选择上无所不忝其列，在手段的使用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传媒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与这些人的作战，将没有宣战、没有固定战场、没有正面搏杀，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硝烟、炮火和流血，但国际社会遭到的破坏和创痛，却丝毫不亚于一场军事性战争。随着那些专事绑架、暗杀和劫机的老恐怖主义者渐渐淡出时代舞台，新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很快便填补了前辈留出的真空。短短十几年时间，从籍籍无名之辈变成世界公害的，首推电脑黑客。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形成，使黑客们的恶意行为日渐危及现行的社会秩序。我们这里所说的黑客，是指那些在网络上窃取情报、删改文件、施放病毒、转移资金、破坏程序的网络杀手。为了区别于那些非恶意黑客，或许把前者定名为“网徒”、“网霸”要更准确些。他们对现今世界的破坏力惊人，早在1988年，黑客活动初期，人们对其危害性一无所知时，罗伯特·莫里斯设计的小小“蠕虫”，只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就使包括美国国防部“远景规划署”、兰德公司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美军用和民用计算机系统的6000台电脑全部陷入瘫痪。

　　此后，这类事件便开始在因特网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层出不穷。自1990年美国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以来，黑客活动非但不见减少，反而扩及全球，大有燎原之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军《信息作战》条令把敌国军队或政界对手与未被批准的用户、内部人员、恐怖份子、非国家组织、外国情报机构并列为网上威胁的六种来源之后，有国家或军队背景的黑客已开始显现端倪，这不但大大加强了黑客的阵容，使散兵游勇式的黑客（网徒）行动迅速升级成国家（网霸）行为，也使所有国家（包括拥有国家或军队黑客的那些国家）面临的网际威胁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预见和防范。唯一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威胁对网络大国美国的危害，肯定比其它国家更甚。对此前景，连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计算机犯罪稽查的J.塞特尔都半是自信，半是忧虑地说，“给我10个精选出来的黑客，90天内我就能让这个国家缴械投降。”与“网徒”──黑客这些网络恐怖份子相比，本·拉丹的炸弹恐怖在衣钵上更接近传统恐怖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算在新恐怖主义之列。因为从拉丹身上，除了在宗教甚或邪教背景以及反大国控制倾向方面，还可看出那些虚张声势，热衷风头，使用轻武器且手法单一的老斗士们的影子，其它方面，他们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发生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之前，本·拉丹的名字在国际反恐怖组织公布的30个恐怖组织名单中还根本排不上号，尽管此前他已有多起血案在身，却因一向不事声张而只是穆斯林世界的“无名英雄”。即使在美国人已对他发射过巡航导弹和发出逮捕令之后，他仍然一再否认自己与爆炸案有关。“隐身遁形”，更重实效而不图虚名，也许就是拉丹式的新恐怖组织的第一大特点。

　　此外，由于学会了利用经济手段和钻西方倡导的自由经济的空子，他们通过成立经营性公司甚至银行，大规模的贩毒和走私，倒卖军火，印制巨额伪钞，以及宗教成员捐款，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这些新恐怖组织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手段也更加多样，如广泛利用宗教或邪教组织，发展自己的宣传媒体，组建反政府民兵组织等等。经费方面的游刃有余，确保了他们能获取和掌握大量高技术手段，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杀死更多的人。尽管迄今为止，他们所发起的攻击，大多针对富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有控制别国能力的大国，但他们对现存秩序和公认规则的破坏，却是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从已知的情况看，这些正在显形的新恐怖组织，只是新一轮世界性恐怖活动翻起的几股黑潮。可以肯定，还有更大量的不为我们所知的浊流，尚在水面之下涌动。新近汇入这一逆流的是国际金融投机家。虽然眼下还没有人把这些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家伙们列入恐怖份子之列，但他们先后在英国、墨西哥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令所有的“网徒”和拉丹之辈都难以望其项背。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大鳄们，凭借日交易额超过1·2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运用金融衍生手段，利用自由经济规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引起一波连一波的金融动荡，使受害国的面积逐次扩大，从东南亚到俄罗斯再到日本，最后连隔岸观火的欧洲和美国也未能幸免，使现行的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从根本上遭到了动摇，已然成为危及人类社会和国际安全的另一股新祸水。其跨国性，隐蔽性，无规则性，巨大破坏性等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使我们有理由称之为金融恐怖主义。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恐怖份子及其组织在人数和手段上也许微不足道，可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小觑他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群不按任何规则行事的狂徒。

　　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恐怖组织，肯定要比一个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危险得多。本·拉丹的信条是“我死也不让别人活”，所以他才会为让十几个美国人死去，而把把数千无辜者同时浸泡在血泊中仍无所顾忌。索罗斯的逻辑是“我入室抢劫是因为你的门没有上锁”，这样他就无须为破坏别国经济，搅乱人家的政治秩序负责。对于隐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群山下的拉丹和藏在自由经济丛林里的索罗斯，以及潜伏在网络青纱帐中的电脑黑客来说，任何国界都不存在，任何疆域都已失效，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有规则的领域中肆意破坏，在无规则的领域里撒野横行。这些新型恐怖主义势力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了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反过来也使我们对既定秩序的合理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或许制伏破坏规则者与对规则的修改都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对规则的破坏都会带来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的新课题。在一个旧的秩序行将消解的时代，占先机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规则或是最早适应这一趋势的人。显然，在这方面新恐怖主义份子已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头。对付无视规则的敌人，最佳的战法肯定只能是突破规则。近来，与出没于非军事战争领域的敌人交手，美国人使用了巡航导弹，香港政府动用了外汇储备和行政手段，英国政府则打破常规，允许其特工机构“合法”地刺杀被认为是恐怖份子的外国国家元首，显示出了适时修正规则、改变战法的迹象。但也暴露出了思路单调、手段单一的弱点。

　　据说，美国人已决定动用黑客手段，寻找并查封拉丹在各国银行上的帐户，从根本上切断他的资金来源，这无疑是一次超越军事领域的战法突破。但我们还是要说，在这方面，一贯信奉无所不用其极原则的新老恐怖份子，仍是各国政府最好的老师。超限组合知晓了胜律并不等于就能锁定胜利，这就像知道了长跑的技巧，并不等于能当上马拉松冠军一样。对胜律的发现，可以深化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知，提高军事艺术实践的水准。但到了战场上，能够赢得胜利的人，却断不会由于对胜律的破解而增多。关键是看谁真正在本质上掌握了胜律。在可能到来的下一场战争中，胜律对战胜者的要求会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的要求你通晓在战场上角逐胜利的全部机巧，更提出了大多数军人都准备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战争之外的战争中打赢战争；在战场之外的战场上夺取胜利。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连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维利这样的现代军人都算不上“现代”，倒更象是一群传统军人。因为在我们所说的现代军人和传统军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鸿沟。虽然这条鸿沟并非不可跨过，但却需要一次彻底地军事思维的腾跃。这对于许多职业军人来说，几乎是穷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说穿了却又很简单，办法是：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在中世纪，这意味着对浪漫侠义又没落的骑士传统的突破，不加限制地采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达到目的，在战争中亦如此，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为有中国的韩非子在前），也是最明确的“超限思想”的滥觞。事物彼此区别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个万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对意义。所谓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称之为或是可以理解为界限的东西。不论它属于物质的、精神的或是技术的；也不论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边界”、“规则”、“定律”、“极限”甚至是“禁忌”。

　　对战争而言，它可能是战场和非战场的界线、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线、军人和非军人的界线、国家与非国家或是超国家的界线，也许还应包括技术、科学、理论、心理、伦理、传统、习惯等等界线。总之，是把战争限定在特定范围以内的一切界线。我们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动时，在需要并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线上选择最恰当的手段（包括极端手段），而不是指时时处处都非采用极端手段不可。对于技术综合时代的军人来说，现实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资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资源）的丰富，使他们不论是所面临的限制，还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马基雅维里所处的环境来，都要多得多。因此，对他们在超限思维方面的要求，也就更为彻底。我们在前面说过，组合是战争大师们杯中的鸡尾酒。但在以往的战争中，那些兵器、手段、阵法以及谋略间的组合，都是在军事领域里进行的“限”内组合，这种狭义的组合在今天显然已非常不够。要想赢得今天或明天的战争，把玩胜利于股掌之间，就必须“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战争资源亦即进行战争的手段；这也还不够，还必须按照“胜律”的要求去进行组合；这仍然不够，因为胜律并不能保证胜利瓜熟蒂落在篮子里，它还需要一只得法的手去采摘。这只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组合战争。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全新的战法名称：“偏正式超限组合战”。超国家组合现在，我们似乎又一次面临悖论：理论上说，超限，就应该是百无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实上，无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就是说，超限并不等于无限，而只是扩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领域、某个方向的固有界线，在更多的领域和方向上组合机会和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为“超限组合战”下的定义。作为一种以“超－限”为主要特征的战法，它的原理是：在比问题本身更大的范围、调集更多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时，不是简单的选择国家对国家的军事对抗，而是运用“超国家组合”的方式化解危机。从历史上看，国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态。对于中国人，国家甚至是与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地球村”里人类社会链条上的大小环节。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东盟、欧佩克、亚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最为庞大的联合国组织等）的影响。

　　此外，大量跨国家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这些跨国家、非国家与超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全球力量体系。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导引我们步入一个大国政治让位与超国家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过渡：许多端倪正在显现，许多过程正在开始。国家力量作为一类主体与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力量作为另一类主体，在国际舞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大国们还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象美国这样的全面大国，和象日本、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俄国这样的垂暮大国，都还在试图对全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大国，已开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国家力量，去加倍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的目标。如用欧元统一起来的欧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不过刚刚走出了蹒跚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近期走向和远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迹象已经在显现一种趋势，即：通过国与国的较量定夺胜负输赢的时代正在徐徐关上大门，而用超国家手段在比国家更大的舞台上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大幕。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技术、文化相互渗透，网络、克隆、好莱坞、辣妹、世界杯轻松越过界碑所标志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种企图在纯粹的国家意义上保障安全和谋求利益的愿望已很难实现。只有萨达姆这样的蠢人，才会以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这一作法在20世纪的末叶，是明显背时的，必然遭致失败。同样是追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美国就显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美国人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作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它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它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它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30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刻背景。

　　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其实，古来无新事，超国家组合并非是一片新大陆。早在春秋战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合纵连横即结盟，就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策略家们运用超国家组合手段最为古老也最为经典的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国家组合，仍可以说是古典的“联盟＋联军”的现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划出一条代沟，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古人那里，只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组合，而不是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组合。这三种古人无从想象的力量的出现，已使今天的战法，除了不变的原理外，从技术手段到实际运作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作为目前唯一世界级大国的美国，是最善于把超国家组合作为武器加以运用的国家。它从不放过参与到任何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国际组织的机会，或者说它一向都把任何国际组织的行动看作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不论是欧洲、美洲、亚洲以及其它地区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美国都要力争置身其列以便操纵。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对此直言不讳：“为保护和实现美国利益，美国政府必须有能力影响其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在国外的参与，尤其是那些使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处于危险的地区”。

　　如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问题上，创议人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最初考虑，只包括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但立刻遭到布什总统的强烈反对，遂扩大到美国和加拿大。与此同时，为遏制亚太经济合作的势头，美国极力鼓动部分亚洲国家，单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协议，既打进又拉出，可谓是一套双重组合的策略。让人感到讳莫如深的，是美国人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态度和方式。风暴伊始，美国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议，主张通过以其为大股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有条件的救援计划，意在迫使亚洲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570亿美元贷款的同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其全面开放市场，让美国资本有机会以不合理的底价收购韩国企业。如此明火执仗地要求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敞开或腾出市场空间，已经近乎于一种变相的经济占领。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的这种作法与索罗斯之辈对亚洲国家的金融狙击，与美国人的共同基金总额10年间从8100亿美元增加到5万亿并仍以每月300亿的速度递增，与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关键或是最微妙的时刻降低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信用等级，与格林斯潘对香港政府反击“对冲基金”会否改变游戏规则的担心，与美联储对投机失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例救助，与曾经在亚洲喧闹一时的说“不”声和“亚洲世纪”的提法日渐沉寂等所有现象，统统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衔接是如此巧妙，天衣无缝。倘若有意识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以打击觊觎已久的目标，岂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国家组织＋跨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的组合行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刻意设计并使用了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声色的武器，但从迹象上看，起码可以说，某些行动事先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默许。只是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人是否有意识地使用了它，而是作为一种超级武器，它是否可行？回答是肯定的。

　　超领域组合领域，是从领土概念中引伸出来用以区别人类活动范围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战争领域，就是对战争所涵括范围的标定。我们提出“超领域组合”与“超国家组合”一样，都是个缩略语，确切地说，在它们的后边还应缀上“战争行动”四个字，才可以完整地表达出我们营造并使用这类概念的意图。之所以要指明这一点，是为了把“超……组合”这种被超限思维驱动的主张，限定在战争及其相关行动的范围内。“超领域组合”，介于前面已经谈过的“超国家组合”及后面将要论述的“超手段组合”两者之间。正象它在我们论述时所处的位置一样，它对突破性的超限思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就像飞机突破音障，才能进入超音速飞行一样，从事战争的人，只有突破领域的局限，才能进入战争思维的自由态。思想的破限是行动破限的前提。如果没有思想的破限，即使凭籍直觉在行动中有所突破，也终难成就正果。如美军的“全维作战”理论与我们的“超领域组合”异曲同工（所谓全维度亦即全领域），但由于美军的“全维作战”更多的象是一群聪明军人的突发奇想，而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突破性思维基础上，所以，这一有可能导致一场军事革命的思想火花，很快便由于不彻底思维必然要面临的种种障碍，令人惋惜地熄灭了。

　　战争领域的扩大，是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对此现象，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虽然远在曹刿近在柯林斯，这些远见卓识者都不同程度地指明了战争各领域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从事战争的人那里，一切非军事领域，都被看作是战争中必须服从于军事需要的附属品。视野的狭窄和思维的狭隘，使战场的扩展和战法的变化都被局限在了一个领域之内。从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不惜毁掉大半个国家，以坚壁清野的策略对付拿破仑；到二战时德累斯登大轰炸和广岛、长崎核爆炸，不计平民伤亡的把军事胜利绝对化，以及“大规模报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提出，都没有突破过这一模式。现在是对这一偏谬进行清算的时候了。技术的大融合已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各领域间的交叉互动，准备好了接口，各领域的一体化倾向已非常明显，再加上人权意识的高涨对战争伦理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那种把战争局限在军事领域，并以伤亡大小来衡量战争烈度的观念日渐过时。战争正在超逸血腥杀戮之境，呈现出低伤亡甚至零伤亡但却高烈度的趋势：这是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等全新战争样式，在战争领域开辟出的新空间。就此意义上说，已经没有什么领域不能为战争所用，也几乎没有什么领域不具备战争的攻击性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