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撇开两岸问题后，“超限战”还有一项备受外界质疑的问题，即中国能用“超限战”对抗强权，对方如法炮制时怎么办？有人提出日本在第二次大战运用“超限战”偷袭珍珠港，美国以更恐怖的“超限战”动用从未使用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这难道不让中国有所警惕吗？

　　乔良认为，“超限战”的应用是以不打核战为前提。当今所有的核子大国，都有用极端手段解决战争的能力，只是备而不用。换言之，情况一旦走到绝路，任何战法都变得没有意义。另外，“超限战”要突破的军事界线和限制，正是西方强权所制定划下的游戏规则，因为只要游戏规则对强权有利，强权一般就不会轻易打破它，而只会强迫他国接受并跟著这套游戏规则走，以确保强权永续不坠。

　　另有一些人认为，“超限战”试图打破现存的国际秩序和战争原则，对全球化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乔良对此提出反驳，他说“超限战”的提出，就是要凸显美国强权能一手制定，另一手又能改变现存国际原则的荒谬，而这并不意味中国可以因此而任意打破国际规范。

　　乔良说，美国一九九一年用“主权不可侵犯”为由，以战争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当美国认为有必要干预巴尔干半岛问题时，却用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标准“人权高于主权”，大规模介入科索沃战争。美国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国际公义何在，弱势国家难道就只有坐以待毙。从常理推断，世界上不容易出现某种“超限战”，能让弱国去长期对抗强权，原因是国家间的对抗主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没有什么神奇的“捷径”可走。

　　对此乔良做出解说。以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乔良认为第二次大战后，全球应无任何国家可以击败美国。结果呢！美军在韩战打了三年吃尽苦头；美国在越战耗了九年后铩羽而归，难道这些是中国和越南的综合国力高于美国所获致的结果。绝对不是，乔良反问，如果没有“捷径”，以当时中国和越南的积弱贫穷怎能对抗美国。这说明巧妙运用一些非军事手段，是有可能智取强敌的。

　　文章引述乔良认为，这个问题正好跳在全球当前最热门的国际政治脉搏上，影响力可能高过“超限战”。他说，全球化应是人类追求互利的一个新的境界，而不是强权再次宰制弱小的翻新或延续。他说他们并不想和西方对抗，只想透过笔寻找一个能让东、西方“趋同”的方式和路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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