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原理

　　正如将历史进行概念化一样，战争史的概念化也有两种方式：线性和周期性。

　　在周期性概念中，重大战争被称作“霸权战争”，这种战争是在历史上所有权力转移时期都会重复发生的现象，如：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两次世界大战被丘吉尔和戴高乐看作是“第二次三十年战争”。

　　这种历史的周期性概念是权力转移原理的基础，这一原理在2000年《权力转移：21世纪战略》发表之后开始风靡一时，它成了分析中美两国之间对抗日益加深的工具。

　　从表面来看，权力转移原理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形成一种与政治相关的“统一性”战争原理。它明确指出，“在所有国际性原理当中，‘权力转移’原理可以最为严谨地解释战争发生的原因、方式和时间。另外，它还可以提供有关战争损失、强度、持续时长和后果等证据”。

　　经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权力转移原理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理论上的严谨性，而是对照一个世纪前英美和英德的力量转移历史，这一原理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表述和历史性叙事的感觉。简而言之：“从‘权力转移’原理的观点来看，美国拥有同英国一样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自由的民主文化，美国同样渴望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美国是一个很有满足感的国家，它相信可以通过对现有系统进行修正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用新的秩序来取代当前的旧秩序。英国人了解美国人所希望的国际秩序，所以它可以接受自己的权力在这种秩序中稍受影响。但是在英德权力转移过程中，德国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完全不同，而且两者对国际秩序的观点也不相同。因此，德国自己并不满足。英国领导人同样也了解，所以他们不想做太多让步，宁可接受战争风险也不愿和平过渡到另一种英国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国际新秩序”。

　　不仅这两种“权力转移故事”的本身有问题，而且决定重大战争的两个因素——霸权国家之间“权力均衡”和新型强权对现有秩序的“不满程度”也都存在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军事力量影响力降低和不对称战略日益增多的时代，衡量“权力均衡”的过程遇到了种种问题。除了官方统计数据缺少透明性以外（中国的实际国防预算预计是官方数字的三倍），美国和中国评估综合国力的方式也不同（质和量的区别）。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计算错误的风险和任何一方发动战争的风险。

　　“权力转移”原理所采用的“权力”概念同“均衡”这个词汇一样，都是过时的。虽然这个原理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强迫或劝说对手遵从自己要求的能力）接近现代事实，但是对权力的评估方式却有些陈旧：“在‘权力转移’原理中，权力是三种因素的总和，即参加工作和战斗的人员数量、经济生产能力、吸取和集中个人贡献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政治系统效率”。

　　军事权力？与权力转移理论家不同，中国没有忘记苏联在80年代为了与里根进行军备竞赛而破产的事实。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项目中，军事现代化排在最后一位，前面分别是农业、工业和科技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威廉时代德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是，德国想要发展与英国相当的能力，而中国却想要发展不对称能力”。中国并不想通过建造11艘航母来达到海上权力平衡，而是计划利用各种不对称手段，从卫星战到地雷战、从反舰弹道导弹到“海洋法之战”制定封锁战略。

　　经济权力？当今的原理更注重权力转移的动力，而不再强调“生产力”，并且会更加重视工业和金融的发展。中国想要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生产力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它的2.4万亿外汇储备可以决定未来储备货币的种类，这是美国全球优势的关键。

　　软实力？很奇怪这种权力转移原理不重视过去二十年中的“权力变化”，而是逐渐增加了对软实力的强调，中国的概念更接近德国的“民力”概念，而非美国的“软实力”概念，这更加突出了权力转移原理中这一让人不解的疏忽。对于中国来说，“软实力代表着除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外的所有内容，不仅包括流行文化和公关，而且也包括经济和外交政策，如资助和投入以及参加多国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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