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战国的历史发展形势，以及文化思想上的为变法做好了准备后，商鞅综合各家变法经验教训，不仅在理论上集大成，而且本身具备实施变法所需的政略才能。

　　秦国贫穷落后尚武，孔子周游列国而不入，天下士子也不入秦，天下卑秦，而山东各国均比秦国富庶，“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关东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3】而秦国能力立于战国之时不败的唯一的就是彻底的变革。越是贫穷困顿，变法的动力也就越大。

　　当时的秦国的政治形势也远比山东各国恶劣，对于变法的需求之心更强。

　　而秦孝公作为一落后贫穷尚武的秦国的国君，决心励精图治，彻底革新国家，而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非常清醒深刻的认识，正是有这样的一位雄才大略之主的鼎立支持，商鞅才得以重用，并施展才华，两者配合，顺应历史的潮流，而且取信于民，得到了庶民的支持，于是才得以在秦国实施彻底的改造，正是这两个人的完美的配合，变法才使得以成功。“历史形势＋才能＋政略＋民心”才是这一成功的关键。历史发展的趋势，文化思想完备，历史又给了两个分别具备互补才能的人才准备了一个历史的舞台，由此商鞅变法具备了完整的条件。庶民对于变革的强烈的要求，尽管是不自觉的，甚至是不明确的，但是却是已经通过对于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满提出来了，而这种不自觉的不明确的要求却有迅速的被有识之士认识。而有幸的是孝公这样的国君，深刻的认识到了国家的变革的要求。这就保证了彻底变革的所需的决心。

　　而山东各国变法失败主要有三：

　　1）反对的势力太强，君主不具备实施彻底的变法综合素质。

　　2）山东各国家财物丰富，国民富庶，不缺吃喝，民心对于国家彻底大变革的要求不够强烈，正如《大秦帝国》中的商鞅所说“国家之根本在庶民，国之魂魄在朝廷”而庶民的民心向背才是国之根基。山东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比秦国富庶，民风开化。因此对于变法的需求就远不如秦国的强烈。

　　3）缺乏商鞅这样的变法奇才。想商鞅这样能够统筹全局，具备如此深刻，影响长远的变法的人才，放眼历史的长河之中寥寥无几。虽然各个国家均在变法，每个国家都有必须变法的历史必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而能实施如商鞅之变法者，整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商鞅变法的成功的关键在哪里？为何商鞅能成功？为何孝公亡，商鞅车裂，而法制的以保持？

　　历史发展的大潮中，虽然每个个人在历史的潮流乃至国家的大势中，乃是卑微的，渺小的，甚至是忽略不计，然天下人心向背就是国家天下之大势，就是历史潮流的造就者，就是创造历史者。

　　当时，历史潮流在向前发展，而旧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进行反扑，镇压，流血冲突，反复厮杀，战争冲突频繁发生。而的纷争，又必然引起有识之士的思考，反思，并反应在文化上思想上，并根据思想结果，实施之。又推动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因此历史的大潮就是土壤，造就了英雄的土壤，而英雄又推动，发展和巩固了这一潮流的发展。

　　此时不仅仅需要秦孝公这样能够掌控大局，驾驭形式，实施变革的这样的开明领袖，也需要商鞅这样的具备政略才能，具体谋划国家变革的变革家。

　　而商鞅变法是不仅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推动了历史的变革，而且也完全具备变革所需的个人的各项能力。在历史的大潮之中，英雄人物的能力直接决定了，政情局势走向，甚至成败的关键。如果人在某一能力上的缺陷，将会导致乾坤颠倒，历史逆流，甚至改变国运，直至国家民族的灭亡。

　　战国之时，魏国李悝变法后，魏国三代而败，而战国之时，魏国的英才辈出，而魏国不能用，其关键在于魏国统治者昏庸无能，最终破国亡家。

　　历史潮流的大势不可逆，顺应国家变革乃是必然之路，然而引导这一潮流是需要英雄人物来主导时局，在国内实施变革，而这一英雄人物个人的综合能力，将会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成败。而战国的各国的变法的成败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资料：

　　【3】《史记》

　　2009年12月29日　周二于北京甘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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