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亦是如此，每次的新事物的进步，都给经济的发展繁荣带来了新的活力，然而实体经济即技术形态的发展到了它不能适应人们更进一步的要求的时候，或者已经超过了人类的需要之后，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货币，就由此导致了因为货币的原因而产生的危机。

　　农业社会的表现便是，土地的大量集中，天灾的发生，粮食的缺失。工业社会的表现是经济危机：过剩。货币时代的就是在技术的形态完成后的，货币的疯狂。这都是人类非理性的最佳的体现。

　　即使将来到了其他时代，新旧事物的交替之际，危机总会产生，人类文明的最大的进步在于危机产生时，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处理，而不是冲突流血。

　　2、治理方式的探索

　　新事物的出现，总是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大量的喜悦和好处，人人都喜爱和乐于享受，然而此时的人们似乎很少考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此后的危机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出现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无论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更替，还是经济形态的危机，新旧交替总要流血；人类对社会制度的探讨始终处在了一种怎样让社会平稳运行之上，认为只要社会平稳运行，就能保证国家，人民的生存。然而事实却不然，近现代的欧美的平稳是建立在对非洲和东方国家的掠夺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还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制度，都不是建立在新旧交替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危机的处理上了，而是建立在人们对于国家的期望上的。西方的福利制度的建立的基础是国家的发展和对其他国家的掠夺之上。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对社会新事物的发展的有效的掌控以防止危机的出现基础之上的。

　　然而新旧之间的交替总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孩子的诞生到其成长为人总是需要时间的，孩子的生存是需要能力的，孩子的成长是不确定，完全掌控几乎不可能，意外总会发生的。

　　未来孩子的生存是跟他将来所能具备的能力成正比的，期望并不见得会解决生存问题，期望并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生存能力。生存的技巧是需要实践的积累的。

　　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做的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好，顺应他的规律，并给与制度的保障，危机来时却无能为力；在新旧交替之际的危机管理上，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要好的，保证了国家民众生存所需，积蓄了下一次发展的力量。因为西方是外向的必须不断的发展扩展才能保证自己的强大，所以后来的西方帝国均因为扩展而死亡；而中国的是内向性的，要发展后的危机及内乱，这就需要掌握国家社会的动态的发展，最终固步自封，因此所有的王朝均死于内乱。

　　然而人类的发展却是需要：有效的探索创新及对后果（危机）的有效处理上。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发展违背了这一规律，只为加强家族统治，落后必然。

　　2010年8月26日  于家中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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