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秩序——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陈玉荣　2009年1月13日　天涯社区

　　亨廷顿在其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秩序。由于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文明间冲突将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通过将文明与世界秩序挂钩，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从而为美国乃至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制定了一个理论框架。

　　但是，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却与世界秩序理论的一般原则背道而驰。它的核心论点既经不起理论推敲，也经不起实践检验。本文从世界秩序理论角度，从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互动手段、冲突起源、建构目的等方面对文明范式作了分析和驳证。

　　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首次阐发了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三年后，亨廷顿将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专著，取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通过将文明与世界秩序挂钩，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加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并为美国乃至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制定了一个理论框架。亨廷顿的这一创新，为我们理解和评价他的文明范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从世界秩序理论的角度对它进行剖析。

　　世界秩序理论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本世纪初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以来，世界秩序问题一直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冷战结束后，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越来越多的学者，象基辛格、霍夫曼、奈等，从事于探索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奈的“世界秩序新论”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无疑，亨廷顿在《重建》中提出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文明范式，也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它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线索。然而，亨廷顿的文明范式与世界秩序理论的一般原则却相去甚远。基辛格在《外交》中曾经指出：“世界新秩序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相互作用的手段是什么？它们相互作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以此来审视亨廷顿的文明范式，那么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论点既经不起理论的推敲，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首先，亨廷顿对国际秩序基本单位的界定是模糊的，究竟是文明，还是国家，他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其次，亨廷顿对互动手段的分析是不切实际的，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国家对权力与利益的竞争在推动世界秩序的形成，他的一些关键性论点与历史和当代的现实是相矛盾的；再次，亨廷顿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描绘难以服人，“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只不过是他标新立异的成果；最后，除了基辛格的三个问题外，我们还必须对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提出第四个问题，即世界冲突的根源究竟是文明还是别的？这是亨廷顿论题的命脉所在。亨廷顿过分强调了文明，这使他忽视或淡化了政治、经济，以及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作用。结果，他的文明范式对于正在显现的世界秩序只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向导，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则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基本单位：文明还是国家？　亨廷顿认为，冷战期间的世界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产物，但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大国已成过去，全球共同体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上，建构秩序的“原子”只能到文明内或文明间去寻找。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以文明为基础，否则就无秩序可言。他说“冷战结束以来，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限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明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显然，亨廷顿视文明为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单位。

　　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在汤因比、斯宾格勒、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就是由这八种主要文明构成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过去200年左右时间里，国家，特别是大国，一直是世界事务的核心行为者。人们一般都承认这些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却没有人认为这些差别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至关重要，更没有人要求以文明为单位建构世界秩序。亨廷顿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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