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的拓荒

　　文章来源：齐鲁文化网 作者： 发布时间： ( 2008-5-5 )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近80年来“论犹未定”。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本文仅就他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中国近代化的开拓功绩，作点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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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加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51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横扫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半壁河山，建立了与清朝对峙的农民政权。农民战争的威胁，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惊了地主阶级中的部分当权派，促使他们开始思索、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为支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而谋求安内制外之策。

李鸿章与德国首相俾斯麦

　　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抵抗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作战中，“其亲睹器械之利”，“深感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决心“取而用之”，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仿募覃思之士，知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以资攻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在“华洋会剿”太平军期间，他开始看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威胁较农民起义更甚，他说：“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并认为“我自能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他积极向总理衙门陈述：“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哲理，力主向西方学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达到“与英法相为雄长”，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作为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和封建顽固派一样，是要加固封建统治的堤防，但采用什么材料和方式来强化？李鸿章比顽固派显得较有远见。他能将目光投向世界，明察时局。首先惊呼中国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而“昧于三千年一大变局”，“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历史教训。在面对“变局”、“强敌”的形势下，提出必须走出国门，学习先进，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他分析“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的重要原因。这里虽说是一种唯武器论，也认识不到武器的落后正是反映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腐败。但李鸿章承认了落后的现实，正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清醒的认识到要抵抗住外来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落后状况。针对顽固派无事则■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冥顽思想，他大声疾呼“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必须以自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的实力作后盾。李鸿章的见解，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也是“救时”、“救国”之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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