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自守的中国封建大门，被资本帝国主义的鸦片、炮舰撞开，他们对中国施行划分实力范围的殖民掠夺政策。为此，他们既要在自己的侵略势力范围内，输出一些在本国来说是落后了的，而对于被侵略的落后国家却又是先进的技术，以适应其掠夺的需要；又要在科技、资金、人才、资源、管理上控制中国近代化事业，阻碍它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李鸿章为主观因素及客观条件所限制，是不可能认清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的。但他在当时极复杂的环境形势下，冲破重重阻力，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能保持一定的警惕。在人才、技术上力求摆脱外国人的控制。还在1865年他就说过：“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学习西方要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创办江南制造局意在“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轮船招商局的商股股票，要求填写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股票“不准让与洋人”，以防范洋人对招商局的控制。设上海织布局，要求“以华棉织布，酌耗成本，抵敌洋产”（《洋务运动》丛刊（七）。）。这些措施反映了既要学习西方的长技，又体现维护企业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在修铁路问题上，他一方面支持刘铭传的引进外资修筑铁路的建议；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防范洋人控制铁路主权的措施，诸如规定“一切招工购料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人不得过问”；“不准洋人附股”、“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所借洋款“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洋务运动》丛刊（六）。）。北洋海军的建设，主要依靠向英、德、法等国购买船舰、技术，聘请外国人训练军队。任教习的外国人还可“畀以提督衔”，但这种头衔”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其职守在于备顾问”。还规定了在舰队任职的外国人，都是受雇于中国的雇员，“一切调度事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洋务运动》丛刊（一）。）在当时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时代，既依靠外国技术、人才建设近代海军、海防、铁路；又注意防范洋人渗透、控制。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加之李鸿章自身的买办、封建意识，及能力所限、派系私利所为，这些规定多是“纸上谈兵”，不可能都兑现，但在字里行间，却仍可见到闪烁着追求自强、自立、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爱国思想。

　　李鸿章在清王朝从“少年科弟、中年戎马、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勋爵、疆吏的显荣权位，决定了他的反动本质，与封建统治相依为命的关系，障碍了他“结民心以战胜旧党”、“雷厉风行地改革庶政”朝资本主义转向。他举办洋务活动，是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封建政权；他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用引进的技术、军事工厂自造的、帝国主义提供的近代化枪炮、共同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又利用引进的先进技术、外资、人才举办国防、海防工业、交通运输等民用企业，试图抵御资本帝国主义军事、经济侵略。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人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李鸿章所进行的洋务事业，实际上也产生了与李本来意愿完全相悖的结果。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他没有料到倡办的练兵、制器、造船、开矿、铁路、邮电、办学等不仅增强了国防近代化以抵抗外侵的力量，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而且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政权里直接脱胎出来，产生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又无不与李鸿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动紧密相联系。既然洋务运动的潮流冲开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那么作为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首领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也自应是这一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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