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15时40分，我签呈第一份出兵命令：“派某集团军工兵团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赶赴灾区。”

　　18时10分，胡主席打来电话，询问部队救灾准备情况。我报告：“部队4400人正在向灾区机动，但道路保障情况不好。”

　　19时20分，我给四川省军区作战值班室打电话，要求值班的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苏巍：“马上组织部队进入灾区，民兵预备役部队可以直接行动，现役部队也可边行动边报告，在灾区附近的一切部队都可以使用。”

　　直电济南军区下达预先号令

　　但随着灾情陆续报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仅靠驻灾区附近的部队远远不够，必须立即大规模增兵。根据1998年抗洪的经验，为加快部队投入速度、便于组织指挥，同时考虑到当时全军部队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情况，初步形成“集中使用济南军区部队、适当调集其他部队、多路多方式开进”的方案。

　　21时34分，我顾不得平时那些繁琐的程序，拿起电话直接给济南军区范长龙司令员下达预先号令：“济南军区两个集团军立即做好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胡主席火速调遣14万官兵

　　当晚22时34分，胡主席来电话指示：“当务之急是救人。兵力出动越多越好、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胡主席还询问了救灾部队输送问题。我说：部队输送有两条措施：一是空运，空军和地方运力结合起来，据了解，机场问题不大，可以保障起降；二是后续部队铁路输送和摩托化开进相结合。并简要汇报了用兵方案。

　　“可以这么定下来，”胡主席进一步指示，“现在的关键是速度，要抓紧救人！”

　　我随后向主席建议：为加快速度，建议派空军的空降兵赶赴灾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派小分队伞降查看灾情。主席当即同意，并要求注意空降兵伞降的安全。我马上报告军委首长，并与空军领导通话商定有关事宜，要求空降兵某部随时准备出动。

　　当晚23时50分，胡主席再次来电话询问部队抗震救灾部署情况。我报告说：“重灾区是汶川、北川、绵竹、什邡等地，成都军区某集团军1万人正准备紧急机动，空军空降兵某军6000人13日早上8点即可出发，防疫医疗分队同时赶赴灾区。”

　　一个小时后，经胡主席和军委首长审批，总参谋部发出《关于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调动3.4万名官兵参加抗震救灾。

　　但两天来不断传回的情报显示，地震灾情比最初预想的要严重得多，灾区还需要增兵。

　　14日12时20分，胡主席打来电话：“前方说兵力不足，还需要再出动3万人。”

　　我报告胡主席：“再出3万人没问题。济南军区还有2.2万人做好了准备，空降兵还可出部分兵力，海军陆战队1个旅也已准备出动。请主席放心，兵力需要多少就出动多少。”

　　灾区大部分地区道路不通，大多处于山区，空运空投急需大量直升机。14日晚20时，徐才厚副主席主持召开空运空投协调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决定立即从全军调集增派直升机。

　　夜里23时，我向胡主席报告了两个情况：一是直升机已组织好了，二是今天增派的3万多部队已开始出动。胡主席指示，“直升机除了已在前面的36架，还要再出动60架，民航也出30架。”

　　随即，我签呈命令，增派陆航直升机赶赴灾区。

　　现在回想起来，数日之间，军队先后调遣14万多部队进行抗震救灾，涉及地域之广、动用力量之多、投入速度之快，都创下了我军抗灾历史纪录。某集团军“红军师”先遣部队25小时机动1200公里，海军陆战队某旅43小时机动1860公里，火速赶往灾区，赢得了抢救生命的宝贵时间。快速高效的指挥和机动部署能力，与我军装备发展、投送能力提高是分不开的，反映了以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带动部队全面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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