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为其子女精心设计道路的同时，既注意兄弟间的学术优势互补，又注意顾及子女的兴趣。对于梁思永选择考古，他就明确表示：“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可以互得联系观摩之益，真是再好没有了。”任公最初给二女儿思庄设计的道路是学习生物学，但他得知女儿对于生物学并无兴趣后，特地给思庄写信，表示“狠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针路”。及至1949年，共产党以启政权的建立昭告世人：世界变了。在战争胜利之后，新的执政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如何建设的准备，但是这个新生的政权无疑比历朝历代更懂得如何通过统一人们的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熟读历史的最高执政者更是时刻提防着反动旧势力来颠覆刚刚建立不久的政权。所以过去的一切必须打翻，新的秩序必须建立。于是，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活动接踵而来。从旧社会中走来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经历过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新的局势中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们诚心诚意抱着满腔热情来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消除当局对他们与生俱来的戒备。“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中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的“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自然在运动中在劫难逃。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1967年梁家再次接到通知限他们三天内全家搬到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里去，这是梁家的第三次搬家了。梁思成和夫人林洙在整理书籍时发现了一些精美的塑像和小雕塑的图片。夫妻俩于是停下来欣赏这些图片，困惑的大匠抚摸着上有一对汉代铜虎的图片情不自禁地对夫人说：“你看看，眉，你看看多……”“美”字还没有说出来，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在当时犯忌的一个词，于是立刻改口说：“多……多麽有‘毒’阿！”一个噤若寒蝉到如此地步的学者，又怎麽敢以自己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子女？这些运动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多大的损失姑且不论，但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家族文化却是彻底的给粉碎了。

　　当然，家学的消亡也绝非能用政权更替来简单概括，在考察现当代学术史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现代学制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家学的一种瓦解。然而，同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相比，这方面的因素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家学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读书环境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近代以降，政权更迭，政体频变，但并没有对相对稳固的社会文化结构产成冲击。清末至民国期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客们似乎对于文化环境比较仁慈，虽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频繁的战乱使得当时的执政者们无暇顾及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然而，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国家不幸诗人幸。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在客观上起到了保障文化生态良性发展的作用，以致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师辈出，群星灿烂。加上父子、兄弟、夫妻、翁婿等诸多关系交叉，使得当时的学术史在后人看来是如此摇曳多姿。

　　参考书目：

　　《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 罗检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林洙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第2版
　　《鸿儒遍天涯》 高增德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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