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等人向什么人学习呢？有三人曾在学官或讲堂讲学。《刘表传》裴注引(英雄记)：“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又《尹默传》：

　　“梓潼涪人也。益部多祟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忠)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又载尹默后以《左氏传》授后主。又《向朗传》裴注引《英雄记》：“朗少师司马德操，与徐元直、韩德高、庞士元皆亲善。”看来，诸葛亮是与徐庶、庞统从司马徽学古文经学的。这正好与他家世代相传之学相衔接。他的学习方法与徐庶不同，徐务为精熟，他却观其大略。惟其如此，才能活学活用。例如，他为刘琦画策：“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这是《左传》记晋献公两个儿子受猜忌，导致申生自杀，重耳(晋文公)出亡的一段事。在内而危，在外而安，是诸葛亮总结出来的，《左传》无此暗示。但是却救了刘琦一命。大约因此，司马徽在众多学生中特别看重他与庞统。亮本传裴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指他的大部分学生)，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当然这是比较而言的，也并非说其他学生都是草包。“识时务”的表现为隆中一对。这时，可以说诸葛亮已经成才了。

　　(三)博览与慎思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目前有限的资料排比一下，葛亮堪称是博览群书与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先说一下他读了哪些书。

　　1.首先是《左氏春秋》(《左传》)。这是古文经学起家之书。除上引“申生在内而危”外，刘备永安托孤时，他说的“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是从《左传》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晋献公托孤的话变化而来的。荀息的原话是：“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济之。”又《与诸葛瑾书》：“殷德嗣秀才，今之侨、肝者也。”侨、肝，春秋时郑大夫子产(侨)和叔向(羊舌肝)，名字都见于《左传》。又《自贬疏》：“《春秋》责帅，臣职是当。”

　　所说的《春秋》，’也指《左传》。又，《论斩马谡》：“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此事亦见于《左传》，还有例子，不列举了。

　　《左传》这部书，内容丰富，记载战争的部分，如鄢陵之战、邲之战、搴之战，简直可以作为兵法战例来看。清朝初人关，以《三国演义》作为兵法教大将，指挥战争，常收奇效。诸葛亮是否也从《左传》中学习战争了呢？

　　《左传》中各国交聘，很讲究辞令。如果真有所谓舌战群儒的话，也该是受益于读《左传》。又，《隆中对》中的“西和诸戎”，也该是受了.“魏绛和戎”的影响。

　　2.史书与兵书。诸葛亮的表章檄文和书信中，多引史事。如游说孙权，引田横不屈事，见于《史记》。其余见于《史记》的有《论刘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刘子初远矣。”略改刘邦的语气为自己的语气。多次谈到项羽的失败，是简括《项羽本纪》的内容。《答法正》“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是简括《始皇本纪》的内容等等。在劝刘备顺应部下请求自立为帝时，诸葛亮详细引了耿纯劝汉光武称帝的话。三国时，《后汉书》还没有撰写，他大约读了《东观汉纪》的载。而这部书当时不是大行于世的。他的联吴抗曹，显然受了{战国策》的影响。

　　他曾引过《孙子兵法》的“必蹶上将军”。《孙子》，后世很容易看到了，当时却是罕见的书。

　　曹操是头一个为《孙子》作注的人，以致于有人怀疑曹操的《孟德新书》是从《孙子》中窃取的《孙子》原为80余篇，今传本为13篇)。诸葛亮引用孙子兵法，可见他读书之广，也证明他不想做一个纯粹的“文官”。

　　3.法家、名家著作。诸葛亮亲自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给后主，当他率张飞、赵云人蜀之后至刘备征吴失败这段时间之中。可他初读法家著作，很可能是在10年游学间。他在《答法正》中论用法宽严时说：“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土，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并济，上下有节。”可见他也重视“德政”，其所以用法严，只是针对刘氏父子的“威刑不肃”。可贵的是，他扬弃了《韩子》、《商君》的“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所以陈寿赞美他：“至今梁益之民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名家之书，未见诸葛亮引用过，但陈寿评论他“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这正是名家书中的义他付之实践了。

　　4.其他。亮虽以儒学起家；但除了《左氏春秋》之外，引儒家典籍不多。所见到的《隆对》中的“箪食壶浆以迎将军”，引《孟子》语稍作变化；《追尊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表》，《礼记》的“立爱自亲始”，引《诗》的：“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正议》“奉进獾兜滔天之辞”，活用了《尚书》的记载。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诸葛亮家教、从师，都治古文经学，但在《追尊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表》一文中，引了《春秋公羊传》中“母以子贵”一句话。(公羊传)是今文经学家最重视的典籍。在这件事上，也许是郑玄、应劭的学风在诸葛亮身上的体现吧。

　　学以致用，前面引《中庸》的几句话，后面三句慎思、明辨是由学(博学)转化到用(笃行)的经过程，其中的慎思可以理解为独立思考，也可以理解为融会贯通。就诸葛亮来说，《隆中对》乃是他学术融会贯通的最好例证。为几乎处于穷途末路的刘备指出了一条出路，而且是最好的出路，任何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时，“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实际上是择主而事，否则他何必自比管、乐？

　　他通过与刘表的世交加亲戚的关系，通过与襄阳七大豪族庞、黄、蔡、蒯、马、习、杨的戚友关系，通过岳父大名士黄承彦的关系，通过共同游学的崔州平(崔为太尉崔烈之子)、石广元等人的关系，对于正在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时局有了全面的信息。于是对于当时的四大割据的势力——曹操、孙权、刘表、刘璋，甚至还有寄人篱下的英雄刘备，通过睿智的思考、分析，作出了判断，最后决定了择刘备而事，并准备了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兵伐曹的整个方案。关于这些，后人研究评价的文字多了，不复赘言。但还是要说一句：《隆中对》是诸葛亮业已成才的标志。

　　本来还准备写成才的(四)，即交友与切磋的部分，因读张孝元先生《诸葛亮襄阳人事关系初探》，感到不可能比张先生说得更清楚，献丑不如藏拙，《简论》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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