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才子佳人模式

　　【原文出处】通俗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075-079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作 者】朱伟明
　　【复印期号】199507
　　【标 题】《西厢记》与才子佳人模式

　　【正 文】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剧目之一，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异常精美、成熟，而且在于它体现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内涵。正如郭沫若当年所说：“《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１）］。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中来认识这一作品表象形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将有助于我们获得对这一作品作为个体的审美创造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整体沟通，从而达到对《西厢记》的深刻文化意蕴的透析与把握，并获得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某些独特启示。

　　（一）

　　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对人生看法的问题，莫过于婚姻与仕途。仕途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步入的，而婚姻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天地ｙīｎ＠①蕴，万物化醇，男女构思，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重人伦，广继嗣也”（《易经》），尽管在重人伦的宗法社会中，婚姻的形式历来比爱情的内容受到更多的重视，然而，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结晶的爱情，其生长仍然是不可遏制的。这在经典文化之外的市俗文化中尤其是如此。《西厢记》的魅力，无疑也正在于此。

　　众所周知，《西厢记》的一个较早的题材渊源是唐代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而王实甫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他成功地改编了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以一种赞扬的笔调，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西厢记》中的张生，固然是一个才子，但这个才子最突出的特征，则是他的痴情与志诚，即如莺莺所称的“志诚种”。当他一见钟情地爱上莺莺之后，立即置自身的功名与前途不顾，开始了自己热烈的追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老夫人的欺骗，小红娘的嘲笑，乃至于自己心爱人的斥责，但他并不因此而动摇、退却。爱情上的每一次挫折都使他痛苦不堪，而爱情上的一线希望也会使他欣喜若狂。毫无疑问，张生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就在于王实甫通过这个人物成功的喜剧性格塑造，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与真诚，同样，《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也不再是“尤物”，不再是妖孽，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少女。与元稹的《莺莺传》不同，这个爱情故事的矛盾，不再是在张生与莺莺之间展开，而是莺莺和张生一起，与老夫人发生了冲突，莺莺与张生对爱情的追求，也被作者赋予了合理性。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情节上，更重要是，它意味着作者对莺莺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权力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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