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文学比其他事物具有更强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西厢记》和它所代表的“才子佳人”爱情模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逐渐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渗透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形成了一种超个体的心理基础。这种“集体无意识”一经形成之后，便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在我们民族各个时代的不同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不断繁衍，并在其繁衍的不同阶段，留下了不同时代的鲜明特征。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找到无数类似的模式，即使在当代文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痕迹。在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中，无论是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寻根文学，还是右派文学、知青文学，我们都发现，不少小说虽然矛盾冲突与人物形象各不相同，但却显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往往都伴随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中大都有一个落难的英雄或才子被一个热情温柔、才情卓著的女子相助。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男主人公与冯晴岚，《绿化树》中的章永麟和马樱花，《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和童贞，《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与吕莎……这些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我们民族爱情观念的当代表现形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的表现。而作为爱情观念中“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才子佳人模式，不仅制约着当代不少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甚至进一步渗透到具体人物和肖像描写中。观察一批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正面形象，不难发展，她们似乎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她们大都有“秀气的眉，端正的鼻，加上乌黑的头发”（冯晴岚），还有“一双深沉的闪露情愫的眼睛”，“她的眼神是温润的，绵软的，里面透出来的愁苦多于欢乐”（童贞）“漆黑的美发”，“温柔的含着笑意的眼睛”（陆文婷）。在这些当代中国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东方古典女性的神韵，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中乌发明眸、娴静温柔的佳人——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

　　至于前几年在国内受到青年学生普遍欢迎的琼瑶的言情小说，其中所表现的古典模式与情趣则更为明显。曾经使无数少男少女为之倾倒的琼瑶爱情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少不了俊男倩女，少不了缠绵悱恻、凄艳动人的情节，实际上是一批新才子佳人故事。尽管“琼瑶热”已经降温，然而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本身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青年重新热衷于从古典文学中蜕化而来的新才子佳人小说呢？为什么才子佳人这一古典模式获得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读者的一再青睐呢？现代心态与古典模式相映成趣，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他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曾经指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可以说，文化的继承性是“才子佳人”模式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如前所述，“才子佳人”模式的产生，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合理性。其必然性在于，它是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和情爱心理的产物；而它的合理性则在于，它所体现的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更加接近爱情的自然形态，较之无视当事人意愿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时它还体现了人类追求以合谐为美的审美标准。因此，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凝固成为一种审美心理定势。数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从潜意识来看，传统的中国男性的心理模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一个标准的中国男人，应该是事业、名誉、经济、道德、地位等各种因素的相加——从古到今，一以贯之。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佳人的模式也没有变。这便是“才子佳人”的模式在当代文学中不断繁衍的一般原因。

　　除此而外，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带来的现代病，是“才子佳人”模式得以风行的直接原因。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精神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由于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形成了现代人日趋严重的以情感饥渴和精神紧张为特征的现代病。因此人们重新开始怀念一种古典式的浪漫、温馨与和谐，藉此来调剂刻板的生活和干枯的心灵。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无论是在“改革文学”、“右派文学”、“寻根文学”，还是“知青文学”以及通俗言情小说中，美好女性形象格外受人青睐的原因——在异化的文明社会中生活得太久的当代读者，在她们身上寻找着人类原始的温情……

　　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考察带给我们新的启迪：现代心态与古典模式的互补与共存，将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成为文学创作与欣赏的主要特征之一，制约着文学的创作倾向。温故知新，推陈出新，我们期待着文学在对传统的认同与重构中展现的生机。

　　注：

　　（１）《＜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郭沫若全集》１５卷，第３２１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织去只加因
　　＠②原字打去丁加温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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