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第17页说道：“马克思虽然出身于有产阶级，但放弃了在大学任职的锦绣前程，放弃了大有成就的学者或时髦作家的舒适生活，选择了政治流亡者的艰苦命运。他背井离乡，被迫离开祖国，使自己和妻子儿女过着漂泊贫困的生活，遭受警察的迫害。”

　　对比这一点，就知道，中国在当代，是不可能出现这样千年一遇的伟大思想家的。

　　书中第17页继续写到，“过度繁重的劳动和极为艰苦的、多灾多难的生活条件，使马克思经常生病，疾病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不过，他幸福地看到了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最初成果在生前就得到了公认，他为工人建树了不朽功勋，博得了他们的热爱。”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的做了集体科学研究的范例。书中第108页写到，“两位作者认为，科学工作的集体性是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他们自己在这里就作出了全面的创造性的合作榜样。”这段话我看过后想了好一会儿。对了，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叫《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比之下，在中国当代最为著名的《超限战》理论研究中，乔良和王湘穗是一个典型的合作研究的案例，但当他们成功后，他们再很难有合作的高级理论成果了，这是为什么呢？

　　当我今天看到109页时，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夜以继日地埋头写这部著作。哈尼从恩格斯那里知道这部著作的写作情况后，在1846年3月3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当我告诉我的妻子说你们两人为创作一个非常哲学化的体系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她声称，这样的体系对她不适用，倘若她在布鲁塞尔，她就在你们的妻子中间发动‘政变’。我的妻子并不是反对组织革命，只是希望按照缩短工作日的体系来进行这件工作。”（参看《哈尼文件集》1969年阿森英文版第239页——书中的注释——老参谋注）

　　当然，上述这些话是我在此时写的过程中细致化的文字，当时跟老刘说的大致如此。但是，我在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我们的政府津贴到底给哪些人？现在，许多拿着政府津贴的家伙们，经常不是给自家人当“专家”，而是给“别人”当鹦鹉。

　　2、我们为什么在当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没有质的突破，而是在当抹墙工，我们的中央学校的专家们为什么不能发展出以《资本论》为核心体系的新型马克思主义理论？

　　3、一个人究竟如何成为一个思想家？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它是否为我们的决策人们所衡量？

　　4、中国的思想家到底为中国走向何方做出什么样的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看看今天，我们的理论工作者生活多舒适呀，可是，你们真的尽了一名理论工作者对中华复兴的纯洁责任了吗？

　　5、为什么中国不断地在内外政策上的“拍板”上不注重思想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不断地犯大大小小的失误呢？

　　6、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于御用体制下的独立思想库呢？为什么国家不鼓励甚至帮助树立几个这样的思想库呢？而形成思想研究上的良性竞争机制呢？

　　等等，慢慢想——

　　这，就是我初步学习《卡尔·马克思》一书的初步感想。

　　老参谋　二○○九年九月四日于兰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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