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或评论战争，或评论格局，或评论变革，或评论历史，见解独到，语惊四座；或评他人，或论自己，或说朋友，或揭敌人，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全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忧中所思，思中带忧，让读者在豁然开朗中又有一种沉重感。当然，作者在激情中进行理性思考，在愤慨中举起正义之旗，思想涌流中也难免有“矫枉过正”之词，冲出“八股”的论说中也会有过于刺手的尖利棱角。但瑕不掩瑜，如同清风在吹散雾霭时难免会带起一些沙尘一样，矫枉有时也需要过正。处于学风浮躁，文风日趋“沙漠化”的氛围，理论文章有一点“刺手的棱角”，或许更有利于防治机体的麻木。

　　古往今来，大凡仁人志士，多有忧国思强之情。在“激烈竞争、无情淘汰”的时代，这种忧思之情更甚。正如此，从一定意义说，有忧思，才有创新。屈原赋《离骚》，孔子作《春秋》，左丘著《国语》，孙膑修兵法——传世佳作，皆发于忧思。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大变革，人类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国家安全环境令人堪忧。中国一定要走向富强，但前进路上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我们发展的目标有多高，宏图有多大，遇到的风险就有多高，挑战就有多大。我们面前存在着希望和危机，只有充分认识危机，才能增大希望；看不到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我们前进途上有机遇也挑战，只有充分认识挑战，才能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捕捉机遇；不能充分认识挑战，本身就是一种挑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来说，最需要的是气，是民族志气;是精神，是进取精神，奋斗不息的创造精神。“哀莫大于心死”，精神之火的磨灭是最可怕的。于是可以说，危机和挑战是好事，是激发军队、民族进取精神的外部动力。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敌戒》一文中说的好：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存灭禍，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皤。”看来，理论家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空洞的说教，才是常理。惺惺惜惺惺，读戴旭的大作，引发感慨之言，权作对“忧思”的回应吧！

　　2007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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