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在这部兵书中，孙子用“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揭示了战争的规律，辩证阐述了战争的理论和原则。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谈道：“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他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与长于形式逻辑的西方相比，中国人所擅长的，正是这种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形式逻辑有很大差异，如果说形式逻辑是致力于考察自然界本身的属性规律，辩证思维则侧重于对现实事物进行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对于这种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我们应当辩证地去认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强调宏观，但忽略微观；强调整体，但忽略具体；强调“全真”，但忽略“写实”；强调意会性的感悟，但忽略严格的逻辑推理；强调彼此的同构，但忽略彼此的分立。应当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它的不足，但在把握宏观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恰恰是西方思维方式所不具备的。例如，西方思维过于“直线”，在对高层次理性问题的认识上过于呆板和机械，不如中国人灵活和变通；在艺术表现方面，西方文化无法完美体现主客观的统一，不得不在夸张和扭曲作品上来表现自我，导致了令人费解的“现代派现象”。

　　《孙子兵法》所侧重的，不只是对战争理论的阐述和总结，还包括对战争实践的指导。这部兵法，对战争实际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在中国军事历史上有着非常强的实践价值。许多研究过《孙子兵法》的中外战略家在自己的实际经历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实用理性”。有学者分析说，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既不是古希腊的知识理性文化形态，也不是西方文化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形态，更不是近代科学文化形态。中国人所执着的，是对人间世道的实用探索，是一种探索实际的抽象和思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传统的中国人眼中，“知”、“智”、“学问”总是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既要理解《孙子兵法》的这种精神，同时也应用这种精神去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道家思想。《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以迂为直”等思想，来源于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孙子兵法》强调的“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反映了道家的气质。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兵学与道家有深刻的联系，凡是与道家有渊源的兵家，大多表现出一种淡泊宁静而略显柔弱的气质。道家讲究的“为而不恃，长而不有”，讲究以出世的精神入世。道家的恬淡与超越，使中国兵家大多自觉将“功遂身退”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在范蠡、张良身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文化精神。

　　《孙子兵法》强调师出有名，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强调“慎战”、“非战”和“止战”，这都体现了中国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中国的“武”字，就是用一个“止”字与一个“戈”字组成，表达了“止戈为武”的意思。中国兵学中的儒家影响集中反映在“在德不在险”的思想中。我想用中国军事家吴子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故事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次，吴起与魏侯一起乘船顺河而下。船到中流，魏侯回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这是魏国之宝啊！”吴起却回答说：“国家之宝，应该是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势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但不讲求德义，夏禹把它消灭了；夏桀所处的地方，左边有黄河和济水，右边有泰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却不行仁政，所以商汤将他流放了；纣王的国家东边有孟门，西边有太行，恒山在其北，黄河在其南，却不行德政，所以周武王将他杀了。由此可见，治理国家，在德而不在险。如果君主不讲道德，那么这条船中的人都会成为你的敌人。”

　　《孙子兵法》所强调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及“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反映了一种很高的“内圣外王”的战略境界。这种战略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推崇的。所谓“内圣”，是加强内心的修养，培养圣人品格；所谓“外王”，并不是一定要争王位，而是要有所作为，要驾驭社会发展，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内圣外王”的这种追求，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精英研究战略，塑造“王者”素质和风范，掌握这种能够成就大事的学问。

　　综上所述，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孙子是一位值得炎黄子孙在当今世界感到自豪的伟人，《孙子兵法》是一部恒久不衰、博大精深的名著。走进《孙子兵法》，与往圣对话，你会感觉到进入统帅的世界，进入智慧的殿堂；你会感觉到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场面；你会进入“一览众山小”的高远意境；你会产生“天降大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总之，你的思维会变得清晰，你的知识会得到凝练，你的精神会得到升华，你的心理会得到震撼。如果没有学过《孙子兵法》，将是你一生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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