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乱象的世界和中国的出路

　　乔良　2011年12月28日　乔良博客

　　2011年即将过去，当有一天人们开始回顾这一年时，会把这一年看作是让整个人类羞愧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整个人类社会所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干涉主义”和“绥靖主义”相配合，让这个世界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弱国或者说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咄咄逼人的强势做出了让步，使很多过去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面临了从来没有过的危机，同时也使这个世界有序运行的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国家主权”以及“让某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理念，受到了挑战甚至践踏。我并不认为这些危机都是因为这些国家自己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而需要外力的协助。如果果真如此，西方国家如何面对卢旺达一百万死于内战者的冤魂，当这个国家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屠杀之一时，那些强权国家为什么袖手旁观？有选择的“人道主义干预”，还能被理解为纯粹的“人道主义”，而不让人怀疑其利益动机么？虽然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但“有缝的鸡蛋”有的是，为什么不是所有有缝的鸡蛋都被打碎？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西方打碎的鸡蛋是有选择的，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确很糟糕。如果很糟糕自己会破裂，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鸡蛋自己破裂，而是在西方的强力打击下，这些鸡蛋一一破碎。

　　2011年：二十一世纪的“慕尼黑年”

　　所以我认为，“干涉主义”和“绥靖主义”的配合，使人类在2011年蒙上了上个世纪30年代式的耻辱。迟早有一天，我们会为这一年感到羞愧。因为这一年，让我们在21世纪重新看到了慕尼黑的影子。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当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吭声；当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打死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黑人，我也没有吭声；结果有一天当打击轮到我的时候，由于我不再有朋友，下一个倒下的就该是我了。这就是“绥靖主义”。我认为，在整个2011年，不光是西方，包括我们自己回想起来，都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

　　实际上，西方在过去一千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征服这个世界”，就是“十字军东征”。但西方一直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西方以人权的名义、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却几乎接近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不妨继续看下去，假如明年巴沙尔不主动下台，而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足以和政府军对抗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西方将假借联合国的名义（如果联合国不同意，它就会踢开联合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从军事上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进行支持，直到颠覆现政权为止。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将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伊朗，后面还有委内瑞拉。多米诺骨牌会一张张的翻倒下去，对此，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很无奈，但如果我们不去阻止这样的进程，这个世界将只会沿着我刚才所说的道路走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是不是还应该让这个世界这样继续下去，还应该姑息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些被推翻的统治者都是一些值得同情的人，但即使他们死有余辜，按照西方人权和法治理念，他们难道不该接受程序正义的审判，而不是死于私刑么？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问题，而不是要替谁辩护。

　　以上问题不是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只是说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危险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上面谈到的西方的“十字军情结”，直到今天还深深植根于那些所谓的“高等人种”的心灵深处；二是社科院经济所陈凤英所长谈到的，80%的债务是西方欠的，而80%的外汇储备则掌握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手里。一方是集体欠债但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一方是握有大量外储却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如同一群饥肠辘辘的狼面对一群肥羊一样，狼会对羊做什么，难道是一道需要复杂推理的思考题么？面对弱势者令人垂涎欲滴的一大笔财富，强势者会做什么，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直接的掠夺既便当又可以不受阻挡和惩罚，强势者还会继续铺设“自由市场经济”这根吸血管，去慢慢吸吮发展中国家的血么？当然不会，当自由掠夺比自由竞争来得更便当时，强势者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次“中东颜色革命”，就给西方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所以西方列强马上“变坏事为好事”，顺势操作，迅速把一场可能对西方不利的“伊斯兰变革”，变成对其有利、由其主导的“十字军+代理人”的战争。所以我说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占有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多的财富，西方在推倒一张张多米诺骨牌。这两大原因一个是价值观方面的，一个是财富方面的，而我认为财富方面应该是更重要的动因。

　　刚才多位专家已经谈到，西方国家面临的困境不是可以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就像大象深陷进沼泽地里，挣扎的动作越大就可能陷得越深，几乎很难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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