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思维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趋同论，认为在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社会，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时隔不久赵紫阳自己的职务却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终结了。不过，赵紫阳所引入的思想体系在知识分子精英中发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所形成的国际战略思维方式，在赵紫阳下台之后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正如同十五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要追溯到赵紫阳，十五大上所提出的国际战略思维也基本上来自赵紫阳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在《和总书记谈心》（社科院副院长刘吉等著，对十五大路线有重大影响）一书中表露得最为典型和充分，即：“和平与发展”、“中国与西方双赢”、“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等等。

　　两国存在着巨大共同利益

　　根据这个思维方式，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前景。不久前刘吉在哈佛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中说，美国应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向中国提供1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便中国购买美国的技术设备，又帮助美国产品打开中国市场。

　　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方式，近来在美国国内出现的“围堵中国”言论和“妖魔化中国”现象，是来自少数一些“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的人，其举动“干扰了美国政府的正确决策”；对于两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的“主旋律”之中的这种“杂音”，中国的对策就是“减少麻烦，不搞对抗”。

　　不难看出，这是在根据中国政府与自己的不同政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天真地猜度美国政治的运作。邀请李登辉访美、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集结、以及提出《西藏法案》、《中国政治自由法案》等，总不是“民间干扰政府”的结果吧！中国决策精英只能认为这些是克林顿当局的动摇和失策，而中美关系经过95年以来的大起大落之后，已经“克服了种种障碍，回到了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保持了不断改善的势头”。

　　这种认识，也显然出于单方面的臆想；实际上，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的对华战略，基本上是一如既往地、准确、持续地执行一套既定方针，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几十年内数次大反大覆有所不同，美国作为二战后的世界盟主，其外交战略深思熟虑，立足点长远。所谓“动摇”，更可以看成是测试对手底线的火力侦察。

　　民主化浪潮带来深刻转变

　　这里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为例。一般认为，冷战后中国失去对抗苏联的利用价值，致使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些苛刻与敌对的政策。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实质。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从八十年代的宽容、支持到九十年代的苛刻、施压，虽然和中美苏大三角的消失以及天安门事件有关，更重要的，它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从扶植“权威主义发展模式”到推行“民主化浪潮”的深刻转变的一部分。

　　从战后到七十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亚洲战略，在于扶植亲美反共的权威主义政体，并在这种政体之下，以压制民主为代价，推动经济增长，来抗衡共产主义。这实际上就是日本“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通过依赖美国战略军事同盟和美国市场取得的成功经验。中国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建立中美战略同盟同时起步，特别借鉴学习“四小龙”模式，即在权威主义政体下“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一心致力于由出口加工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整个八十年代，美国一直是在积极诱导、支持中国走这条道路。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不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发展，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橱窗的反共功能，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控制市场、抢夺资源变得更重要。美国不再无条件地支持权威主义下搞自由经济的政体；一个放弃共产主义理念的政权，和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听命于美国的政权，还远远不是一回事。

　　由此可以推导出美国对华政策所必备的两手战略：一方面继续和中国接触、交往，促使中国进一步发展自由和开放的经济，另一方面对已经淡化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权，照旧以人权等为借口，轻则羞辱，重则制裁，不断地制造麻烦，使中共政权不断丧失自信、不断软化，使其在西方面前失去谈判筹码，从而实现进一步控制其发展方向、抢占其市场资源的目的。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