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中国崛起是世界最大麻烦

　　陈东升　2011年6月5日　 经济观察网

　　我有一个并未成型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这个话题源于在亚布力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因为我们曾在亚布力讨论过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后来我慢慢思考而形成了一些观点。我并不是学历史的，只是因为业余爱好喜欢思考一些问题。

　　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的结果，也是觉醒的开始

　　中国模式是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争议，存在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应算作最高的学术命题。我的理念之一是：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的结果，也是中国觉悟觉醒的开始，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我们经常讲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盛世：秦汉时期的文景之治、隋唐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实，康乾盛世只算半个盛世。明朝早期，郑和下西洋后,不到80年，哥伦布开始航海。西方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航海、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再到我们经常讲的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社会。

　　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形成，而中国乾隆皇帝逝世的时间是1795年，相隔不到50年时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康乾盛世只是在西方还没有到中国来的时候出现的盛世，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盛世，实际上相对于世界来说是衰败的，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已经落后的结果，而根本不是落后的开始。而且，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真正开始进入现代化，开始跟世界融合、跟世界打交道。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和命题。

　　转型和儒学贯穿中国社会发展

　　从1840年到今天，一直有两条主线贯穿中国社会，引领社会的发展，一条主线是社会转型，一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第一条主线是社会转型，其核心体现就是我们讲的革命、革新、改良或改革。当时最血腥，或者最彻底的是“革命”这个词；最温和的是“改良”这个词；今天我们用“改革”这个词。社会在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摆到左边，也可能摆到右边；可能是用革命的方式、也可能用改良、革新的方式。从1840年至今170年，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社会转型是贯穿并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一。

　　第二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儒家学说从汉代董仲舒开始成为官方哲学，最后形成一直贯穿的主体思想体系。中间还有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等思想，但总体还是以儒学为核心思想体系。但是当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到中国时，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所以中学和西学这两种思想力量的交织到今天还在继续。湖北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了传统。今天新儒学崛起，中国思想体系和西方体系仍在碰撞，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因此，我认为影响中国现代化最核心的两个力量，一个是社会变革、一个是思想体系。这是我的第二个思考和观点。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思想制度层面

　　第三个观点，人类在进行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逻辑在那里，它是循序渐进的。1840年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我们认为需要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所以就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经济层面的改革。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反省。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花了30年时间，日本基本崛起，而后由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而发了大财，日本才彻底崛起。日本崛起用了很短时间，明治维新是在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制度的问题。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但还是保持传统，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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