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不要对“新冷战”谈虎色变

　　相蓝欣　2012年1月9日　联合早报　一介布衣推荐

　　时下中国国内谈论中美新冷战成为时髦，但在概念上的混乱令人瞠目。多数论者相信“中美新冷战不可能爆发”，这观点犯了一个基本概念的错误，好像冷战是“突发事件”而不是缓慢的互动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界有个糊涂信条，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以此为据，不相信中美新冷战将会到来。其实，承认“不战不和” 局面存在的本身就包含了冷战思维的要素。

　　冷战的定义与动机

　　不少论者对“冷战”的历史演变不甚了了，所以对冷战谈虎色变，以为它必然要引向全面军事对抗，是“热战”的前曲。“冷战”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这个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屡见不鲜。最早使用“冷战”一词的是14世纪西班牙学者马努埃尔，是他对十字军东征后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教派之间的新斗争方式的总结。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在人员和资源上耗费巨大，但仍然难分胜负。到14世纪以后，双方都需要与民休息，从而进入政治对峙状态。不过冷战远远没有热战那么激动人心。在热战中，参战者既有英勇捐躯的“光荣”感，战后也可能获得新的和平环境。而冷战既无英雄主义的献身荣耀，也没有造成真正的和平共处环境。所以，人们把冷战看成是令人烦恼的“热和平”是有道理的。

　　冷战的另一个含义来自乔治·奥威尔，那位以《1984》名声大噪的英国作家。在美国使用原子弹攻击广岛和长崎的两个月后，奥威尔以他特有的犀利眼光看出，在热核武器时代，和平将不会是真正的和平，意识形态的分歧将使冷战成为惯常的国际争斗形式。在美苏分歧逐步恶化的1947年，著名记者李普曼写出《冷战》一书，为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关系体系找到恰当的定义。

　　所以，谈论冷战是否会“爆发”是误导，把它同热战相混淆。其实冷战是某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在争斗双方的分歧，特别是意识形态分歧，暂时无法弥合的时期，它是保持和平的一个有效手段，并不一定是战争前奏。同时，冷战也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状态。由于双方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为了避免全面冲突升级，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必要的。习近平最近提出“管控”而不是“化解”中美分歧即是基于对中美关系的新现实。所以我们没必要对它“谈虎色变”。美苏冷战之外，历史上冷战的例子还很多，比如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的关系，17－18世纪英法为了控制北美洲的竞争，19世纪英俄在中亚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还有1953年以后的南北韩，1949年以后的台海关系等等。尽管有时出现紧张局势，热和平还是维持了下来。

　　此外，对冷战的管控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冷战的结局必定是大国关系的升降。这不仅提供了很多新的战略机遇，也为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提供了大外交的训练平台。近几年中国外交部门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重大失误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戴秉国的“核心利益论”。

　　发动冷战的动机各有不同。在两大对手势均力敌的状态下，为了维持和平，双方往往不惜提高冲突的热度，创造一个超稳（super-balance)，即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上的战略平衡。但在两个实力不对称的状态下，强大的一方发起冷战的目的往往是防御性的，目的是阻滞对手进一步强大，同时减缓自身的相对衰落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会对双方实力消长的任何细微变化高度敏感，甚至会采取一些过激的错误措施。这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后帝国时间差综合征”。这个阶段也称帝国的“病理性衰落（morbid decline)”阶段，即相对衰落和绝对衰落之间的过渡。可以说，当下的美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困难阶段。因此，当世界体系在整体转型时，一超独强的霸主对想象中的竞争对手发动冷战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如何应对亚洲新冷战

　　此次出现的亚洲新冷战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美国来讲，中国既没有冷战欲望，也没有发动新冷战的资格。但问题在于，既然是“被”冷战，中国是否应当接招？从美国近来的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动作来看，对华的全方位遏制已经开始。这个战略既有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有清晰的策略思路，而且出牌很有章法。因此，中国不能只是被动应付，或滥用邓小平的“韬晦”论掩盖对美国的进攻态势束手无策的事实。明明是鲁迅小说中的阿Q，还要美其名曰“淡定从容”岂不荒谬？淡定从容应基于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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