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其实，即使只放眼东亚一域，我们也将发现，虽然同处“东亚文化圈”、有着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但本地区的不同国家，近些年来也已经在政治发育上各有分殊。本文作者浅显地注意到，近邻日本的政治智慧，尚也仍然处于一个呆滞的时期，富有潜能的战略家们栖身于大学与大商社，而无法直接对政治施加影响。如影随形的是，当下的日本人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缺乏政治感觉的群体，他们笨拙的政治筹划、在战略上的被动消极，不仅使自身总是屈从于外来大国的骄横驱使，也使曾经饱受它侵略之苦的国家，一直无法对它建立起信任。与之鲜明比照，另外一个近邻韩国的情况已大为改变，政府总理直接来源于大学教授、一届政府期满又重执教鞭，在这个国家已不再是新鲜时事，当不再只是权力对学术发号施令、同时也有学术对政治作出牵引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力也渐渐凸现，金大中总统对朝鲜的“阳光政策”，其值得世人称道的政治智慧想来不会是他一人头脑所为，而是一个群体生命能量被激发后使然。就连偏居于海天一隅、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区台湾，它的政治设置也在打破资源单向化的旧局，无论“一国两府”“中华民国在台湾”“特殊国与国关系”等口水理论的提出还是陈水扁“意外”上台、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的坐大，等等都显露了政治资源多元化后的社会景象，正是它们，一次次陷我们于被动应付之仓忙，个中滋味，是需要我们细细体味的。

　　在近百年的历史上，中国曾先后出过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深具卓见、影响深远的大战略家，并在他们的引领下，挽中国不亡于危难、立中国自强于艰苦。纵观他们的成长历程，毫无例外，他们都并非出身官僚阶层，而都具有在年轻岁月即身担大任、志为国家民族而奋发的宏伟阅历，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识大是大非、掌长深宽远的优秀群体。而在现今之平和时代，想再造英雄，无疑已经难矣，无论怎样优秀，后二战和后冷战时代者们如克林顿、布什、普京、布莱尔等，如想重现丘吉尔、罗斯福、艾森豪威尔、毛泽东等的影响力，已没有多少可能，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图景中，已不需要有战略家的出现。我们所处这个新时代的凶险，虽然看起来不像五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那样急迫，但实际上，在一个技术滥用规模显著扩大、核武器的威胁犹在、国家民族间的纷争依然激剧、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世界，人类整体乃至某一具体国家民族所需要迎对的问题和克服的困难，在潜在的意义上说并不亚于过去，这也就要求人类整体乃至某一具体国家，都要创造出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为舒解人类生存的危险而作出创造性的努力。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复兴中的传统大国来说，则尤为突出。

　　我们意识到了中国正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吗？我们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想到要在观念、制度和人力上作出准备吗？现在，我们特别需要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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