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在每次交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记录的内容究竟会被如何处置，现在他们也终于明白这些记录都在香港分析并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报机关共享。

　　由于在受语言培训时着重技术性语言和数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高兴地发现工作起来并不那么困难。

　　麦克·华莱士回忆说，有些中文广播语速很慢而且清晰，好像专门为我们说的。

　　在约翰·诺里斯看来，中国人都知道当时他们的监听行动，因为他们的基地就在香港最高的山峰上，而且装了一个很大的天线。

　　他们在酒吧里经历的故事似乎更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你点一份啤酒，酒吧的招待女郎会说：你在山顶工作。我们连忙否认，但是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些人当中谁也不认为自己在冷战期间做了任何贡献。不过奈吉尔·韦斯特说，他们的工作记录每天中国方面的活动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看出中国活动的模式，如果有任何变动，或有任何军事调动都能马上察觉。

　　重逢

　　虽然无法检测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在大量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中到底有多重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

　　他们在当时建立的友谊和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许多人保持着联系，恢复了联络，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年的聚会人数都在增加。今年晚些时候，第五期学员班的聚会预计将有三十多个人参加。

　　这些人当中许多继续学习中文，甚至教授中文，其他人在后来的商业活动中发现中文很有用处，更多的人最后正式走入了情报系统。

　　他们当中还有些人在服役两年后甚至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汉语，但是他们也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讲述他们在中学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前那两年的传奇经历。

　　他们的故事即使是放在007小说中，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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