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从表7 可以看出来。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表14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好征兆。

　　表14：满意程度与行为激烈程度 您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吗？ 1999年满意不满意 2000 年满意不满意 2001 年满意不满意 3.7 9.3 5.2 7.110.2 16.2 是否会采取以下方式解决问题：聚众游行请愿罢工罢课， 1.6 4.8 0.7 1.6 1.5 5.1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过去24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 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 以上，几乎每3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 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 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 万人。【23】

　　2002年1 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安全，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 growth）、“不公平增长”(unequal growth)。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是优惠一部分人或地区，歧视其他人和地区，而是维持和保证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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