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上级正是这样对待九连的。临走时团长下的是死命令，不吹响集结号不准离开，但是他仿佛根本不想吹响集结号，永远也不吹响。这从他一反往常地给了谷子地几包大黄龙香烟中可以看出，另外谷子地向他要增兵他回答“没有”，只是同意将“缴获”的国民党服装给他们，这多少有点拿他们当兵痞子的意味。而影片根据淡化意识形态的策略，也没有强调九连死守的意义何在，比如通常说的“服从大局”，“以较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这样一来，当谷子地得知真相时，揪着已成残废的司号员小梁的手，便有理由怒不可遏：“你们怕被敌人咬死？九连呢？我的九连呢？”并一头扑向已经成为烈士的原团长的墓碑。

　　实际上即使是掩护大部队撤退，也有一个完成任务之后自己撤退的余地。这个团长显然没有给九连留下这个空间。这就不是一般所说的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要不要对个人生命负责的问题。不能说团长要这些人去死，但仅仅将一条死路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彻底不负责任和完全忽视生命的。团长这样一种态度，使得这部影片在令英雄走下神坛之后，并没有落实到一个人的位置上，拍摄一部有关战争中人的或人性的影片，而是从人的立场再往下降——它是一部关于炮灰的影片。受憋屈的不是英雄，而是炮灰。这是这部影片最不能令人接受的。

　　而影片本来是存在着走向“人”的转折点的：那就是当那位牺牲的战友称自己听见了集结号，于是谷子地们则选择全体离开。这不是没有可能。前一场战斗已经表明这位连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他试图阻止那位鲁莽指导员的冒失举动。他入伍多年，战斗打成那样，他不会不起疑心，他自己也急切盼望号声响起，觉得那是合乎清理的。而如果是因为临阵逃脱要军法从处，难道这样打下去就有一个活头吗？

　　那就是一个人所想的而不是炮灰所想的。反过来说，这样去想就成为了一个人而不是战争机器。

　　当年陈胜、吴广改变自己的行动路线，也是因为：“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这个一点都不复杂，经这二人一说，他们手下九百个目不识丁的农夫个个能够理解，于是这些人就将自己放到一个人的位置上，他们决心与那些不顾人死活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平起平坐。谷子地不会想到这些，他是当炮灰的命。当然，炮灰的悲剧也是悲剧。但是这样说对不起那些当年那些战死沙场者，他们多是一些目光炯炯的人们。

　　三、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与那位因电台坏了听不见撤退消息的死去的团长不同在于：谷子地与他的九连是根本没有人想要替他们吹集结号，没有人想要在死亡线上拉他们一把！不错，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但是在死亡线上也不总是没有人拉！不拉的人就要因为不想去拉而受谴责。

　　影片没有抓住这一点停留，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唯一活着的谷子地为替他人堵枪眼的战友们要求平反。部队改了番号，档案也找不到了，这些人于是被当作失踪处理，而不是按照烈士待遇。谷子地所做的疯狂努力就在于要证明他们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做了逃兵。而如果说这是一个有关炮灰的悲剧，那么所谓恢复名誉，是恢复他们作为一个“炮灰”的名誉。

　　影片本身也没有做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影片中那位被枪杀的国军俘虏，不也是同样的烈士需要加以表现令人不能忘怀？而谷子地率九连“歼敌无数”，同时也是将无数人变成了烈士，对于这些死去的憋屈的冤魂，影片是否已经想到或做到要站在他们立场上说话呢？“意识形态”这个东西不是好玩的，稍不小心就变成引火烧身。伴随着“否定”之后，会出现“否定之否定”，但那应该是更上一层楼的东西。

　　表面上这部影片将那个关于战争的正义与否的问题放下了，不去讨论牺牲的有没有价值，但是这种转移目标的处理方式仍然表明一种态度：对于炮灰来说，如何去生去活、不顾一切获得生命是不重要的，关键是如何去死，是死后的说法和名分。只要他们去死，并能够证明他们的确是死了，他们作为炮灰的意义，就全都实现了。

　　而为什么不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部影片了。目前的这部，只能说它也往前走了半部，那就是“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作者简介：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江苏盐城人，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近年来同时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并译有当代中东欧思想及文学。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