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国当前存在着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一是基于市场化民主化改革的自由主义，即所谓“终极论”；二是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以及由此演化的 “新民主主义”（据称已经囊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元素又弥补其“不自洽”、“不周延”）和吸纳欧洲经验的“民主社会主义”两个分支，即所谓“阶段论”；三是基于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复兴主义，可看作是介乎终极论与阶段论之间又与之部分交叉的“特色论”。

　　我们认为，无论是阶段论，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历史分五个阶段步步高，不能超越或可以超越”，还是终极论，如“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普世价值，代表人类发展基本方向，历史因全球西方化而终结”，抑或“特色论”，如“中华伦理道德世界第一，尊‘马列’或‘普世价值’皆为数典忘祖，西方阶级专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中国古已有之，充其量可以用于中华民族完成复兴”，对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判断力都不够准确，其解释力都十分有限。

　　很显然，无论是“阶段论”，还是“终极论”，抑或“特色论”，都不能代替我们当代人，对中华文化、世界文明和社会生活时代风貌作出自己的当下历史判断；更离不开我们当代人回归“全生态社会成长”和“与全民休养生息”的天地人生正道价值重建与贡献。

　　中国现时代的处世哲学，亦即价值重建，只能是当代人从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文明历程和社会生活时代风貌的判断力、思想力中，依照当代人身心灵内在的德与道、逻辑与价值自组织生成。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中外圣贤大哲、历史人物，在日常生活的论述上，无不倾向节制奢欲、抱朴简约（低碳）、化生有常；在社会政经生活的论述上，无不主张防止滥权、节制资本、均衡地权（资源）、平衡公私、张扬公益、与人生息；在精神文化生活的论述上，无不真信笃行：荡涤私累，可以言大、言修、言明、言正、言义、言进、言德、言道、言生，且为共生。

　　我们相信，在这种自组织生成过程中，既有的儒、释、道、耶、回、科、艺、哲、士、农、工、商、兵和东、南、西、北、中、左、右的民间文化（背景）中，都有其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滋养当代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

　　这正是共生哲学不同于既往任何智慧、价值、法则之处。

　　共生主义，不是“拿来的”主义，而仅仅是当代中国人对人类历史演变和生活本原的一个发现。

　　作者简介：

　　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1938年生于河南遂平县，汉族，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1960年6月提前毕 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并留校任教；后到天津食品发展研究所、天津印染厂、天津食品厂任技术员、技术总指挥；197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从事研究工作，后借调到国家科委，从事生物工程“六五”科技攻关的组织工作和中国生物技术中心的筹建工作，期间曾为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先后起草了给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多份报告，参与了“八六三计划”及“星火计划”的筹备和实施。1973年8月至1983年2月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4年5月至1988年8月，任国家科委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副处长、处长，兼任四川省政府科技顾问团顾问，1989-1999年，任玉岭被国家科委派往广西北海任副市长；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至今。

　　钱宏，战略思想家、“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1953年生于江西都昌县，年方15少年就去种田做地道农民10年，21岁做农民工一年，而后由小学到大专教书育人又10年，做记者、编辑20余年。70年代涉足中医药、马恩列斯毛鲁迅和哲学；80年代做思维科学和政治经济文化研究；90年代走进历史，主持国家九五计划重点项目《国学大师丛书》（1990-1997），作《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出版28卷并获国家图书奖，同期完成自己的哲学背景主义基础建构；新世纪进入最前卫的潮流生活，担任杂志社长、总编辑、编审。凤凰新媒体（互联网）首席评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约研究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中国儒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大知识与价值研究所副所长兼特约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中心特约研究员、《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研究员、《走向共生》高端报告总编辑。钱宏发愿致力于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改善和提高身心灵健康；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公权组织，臻趋善政与良治之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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