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不用事事惟求功利，亦不用刻意去培养学生向某个方向发展，要做的就是把学生的底子打好。古代教育就是如此。老师没有培养学生去干什么，就是培养你读圣贤书，圣贤书读完了你去科举考试，考中了朝廷就派你去做官，朝廷从来没有考虑你能不能做这个官，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就认为你肯定能行。逻辑很简单，基础打得好，具体的操作就很容易。对大学而言，各个院系、专业当然也都担负着不同的任务，起码文史哲的培养方向应该是这样，培养得要笼统一些，更加注重基础一些，要相信基础雄厚未必不利于一个人实用口径的扩大。

　　四、今天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北大要培养的理想人才应该是分层次的，因为北大不可能完全培养精英。

　　在最底端应该培养普通的人才，有一半或者说三分之二强的学生跟其他大学优秀的学生是一样的，他们属于合格的社会实用型人才，能为社会做贡献，有一技之长，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应该就是真正的精英，他们是拥有综合性的视野，超越个人生活需要与所学专业，在个人生活不成问题之后，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自身的专业就是帮助自己悟道的一条途径。

　　最后一部分就是顶尖的精英，他们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为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比如以前我们有王选这样顶尖的大师，有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顶尖的科技突破，未来的规划中应该培养出匹配的顶尖精英。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讲里一再重申泥土比天才更可贵，所以我们北大的教学要为培养这三种人才去设计一个有层次的平台，其底线要保证我们的学生走上社会至少是一个优秀的实用性人才。当然要留出一些空间来，并且要创造对应的条件，为那些有可能成为特殊型、卓越型顶尖人才的学生提供沃土。

“钱学森之问”。——老参谋注

　　理论上，从中国悠长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来讲，顶尖精英应该是能出的。除了文化与科技的割裂，还有什么原因阻碍了顶尖精英最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英才辈出，包括八十年代很多的杰出人才其实都是毛时代受的教育，陈景润、王选就是典型。我们不禁发问，1978年以后培养的人才现在都在干什么？令我们汗颜的是竟然说不出几个名字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出顶尖精英了，可是没有出，应该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可是只有一堆尴尬的论著。在技术层面上我们都超过了老师，因为八十年代大学生受教育的环境好，古今中外的资料都可以接触，但是现在却没做出比肩前人的成就来，简单地发牢骚，骂国家不好政府不好，都无济于事。虽然我们很多物质条件都比前一代强，但是有一条绝对不如前辈们，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闲工夫。钱理群、洪子诚那一代老师年轻的时候，精神上是一种贵族状态，过得有滋有味的，我们现在就没条件提供这样一个有闲的精神空间。中文系刚出一本《筒子楼的故事》，很多老师回忆住在筒子楼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他们埋怨自己住得窄，天天都是锅碗瓢盆的事儿，但是那时候的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的，大家考虑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一点，我现在特别羡慕他们，他们曾经沃土啊。有了沃土，还愁不出天才吗？

　　（本文发表于著名文化核心期刊《绿叶》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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